1978年中国大事记

中华记闻

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反动”开端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列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大会经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端进入新的开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获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经常惹起后人的关注。列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依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议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依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议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议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从最高指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反动家重新回到指导岗位。会议获得的另一个宏大成果是经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盛大召开。6000人列席,盛况绝后。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乡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其中,副研讨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掌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论述了“科学技术是消费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强调学问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局部。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华国锋作《进步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程度》的报告,落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大会经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开展规划纲要(草案)》、惩处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变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开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开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工业三十条》规则,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指导下的厂长分工担任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义务制,树立党委指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并分别明白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停止整理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动了相貌。《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范畴拨乱反正,从而推进了中国工业的变革和开展,成为探究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

谬误规范问题大讨论发起之前,经济学界开端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讨》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端,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准绳》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与研讨。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消费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谬误规范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理论是检验谬误的独一规范》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文章遭到了严厉的责备。在剧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谬误的规范》的文章。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准绳》,《人民日报》给予转载。但责备批判仍在继续。在这个关键时辰,7月21日和22日,邓小平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说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白的支持。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客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禁受理论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但凡”的关键,从哲学层面上讨论处理党内的道路分歧,在全国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本质上是一场召唤社会主义新时期巨大革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变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剧变的先导。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认识和执政认识的新觉悟,为党和国度停止拨乱反正、完成巨大的历史转机,开拓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道路,创建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底。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讨肯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秀传统,进步我军战役力》的报告。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脚踏实地、一切从实践动身、理论与理论相分离,是毛泽东思想的动身点、基本点。是政治工作必需遵照的准绳,实践上批判了“两个但凡”的错误主张。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停止的关于谬误规范问题的大讨论。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秀传统,进步我军战役力的问题。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理,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指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会议讨论和修正了增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退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战争友好条约》

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署战争友好条约开端会谈。1978年8月12日,两国战争友好条约签字典礼在北京举行。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列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中日战争友好条约》共五条,其根本内容是,确认《中日结合声明》是两国战争友好关系的根底;缔约双方在战争共处五项准绳的根底上,开展两国间耐久的战争友好关系;在互相关系中,肯定彼此用战争手腕处理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要挟;愿意继续为展开经济和文化协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域或其他地域追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度集团树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战争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流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战争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战争友好条约》的签署,为中国的变革开放博得了比拟有利的国际环境。

9、邓小平发表“北方说话”

“北方说话”是相关于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说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邓小平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说话。

“北方说话”的主要内容:1,锋利地批判了“两个但凡”,提出要完好精确地控制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脚踏实地准绳。2,加速开展消费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肉体相貌好一些;消费力开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思索,如今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加大中央权利,特别是企业权利,要讲义务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开展;精简机构,开展效劳行业安顿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改造企业,要到兴旺国度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开展的起点等等。“北方说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历史大转机前夕的理论考虑,对这一转机时辰的到来起着严重的推进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变革开放的巨大抉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担任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沛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巨大的历史转机主要表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理解放思想,脚踏实地的思想道路。为开拓建立有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肯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2、会议肯定了党的政治道路。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留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上来”的严重战略决策。3、会议提出了要停止变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变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根本准绳。5、鉴于“文化大反动”的经验,会议强调要增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6、会议给曾经查清的冤假错案停止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依照脚踏实地、有错必纠的准绳停止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7、会议提出科学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开展毛泽东思想。8、会议研讨了国际战略,肯定了外交方针。9、会议肯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10、恢复和肯定了正确的组织道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践上构成了以邓小平为中心的中央指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道路和政治道路奠定了根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巨大的历史转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进入新时期,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期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树立外交关系的结合公报》。结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供认并树立外交关系。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供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独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供认中国的立场,即只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局部。双方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只契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战争事业。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树立大使馆。”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绝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立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发明了一个比拟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变革的试点

1978年开端的城市变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展企业自主权。1978年10月,四川就开端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停止扩展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企业扩展到100个企业。1979年5月,国度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停止扩展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第二,变革中央与中央的关系。从1980年起,开端实行新的财政体制。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他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方法,一定5年不变。第三,开展多种经济方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开展,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开展。这对繁荣经济,活泼市场,扩展就业路径,增加效劳网点,便当大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上述三个方面的变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方案经济体制开端发作了一些新的变化,能够说既为今后的变革积聚了经历,又为变革的继续开展发明了条件。

13、乡村联产承包义务制——变革的打破口

实行乡村联产承包义务制,是中国农民的巨大发明。联产承包义务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停止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度和公社大队的分摊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度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本人的”。简直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义务制。这一作法得到两省指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义务制由于把消费队的统一运营与家庭的分户运营分离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亲密联络起来,有效地克制了均匀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准绳。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位置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消费者又是运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遭到农民的欢送。联产承包也遇到宏大阻力。邓小平、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打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同等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义务制在全国推开。处理了乡村体制的严重问题,推进了中国农业的开展,带动了整个变革和建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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